《我在故宫看大门》作者维一自幼居北京，初中肄业后先到内蒙古农村种庄稼，又到西双版纳农场砍树种橡胶。后来，回到北京闭门读书，到故宫博物院看大门。“文革”结束后，先在北京的研究所和科隆的大学读考古，又到哈佛大学及法兰克福大学访学。《我在故宫看大门》是作者“发掘”自己记忆残片的一组文章，不光是“我在故宫看大门”：“拎在手中的家”因“外事”需要而添置了大衣柜，手摇唱机和好友慷慨相借的唱片，自己组装“无线电”（收音机）的门道，知识青年“扒车”（今天叫“蹭火车”）的道道儿，云南吃马肉的学问，“文革”刚结束时的“内部电--我在故宫看大门

看完书名，我以为是关于紫禁城文物的故事。原来是一系列回忆往事的文章。它写得很好。我推荐它。顺便说一句，在几篇文章中，作者遗憾的是，当他的老朋友还在的时候，他没有回去看一看。结果，他一离开就看不见他们了。我的性格有点像他，也就是说，我的外表是灵活的，我的天性是懒惰的。我受不了这个空间。只要距离遥远，联系稀少，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也会成为点。像我们这样的人每天都要见面，每天都在一起，慢慢产生永恒的意义。

一九八一年，我还在考古研究所读书。如果喜欢本小说，请推荐给您的朋友，那年的初春，我曾有过一次参加考古田野考察的机会。如今差不多整整过去三十年，当年考察的细节几乎已经全然忘记，只有踏访仰韶村那两日的印象一直记在心里。仰韶村在河南省渑池县境内，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落。仰韶村爆得大名完全是出于一九二一年一位瑞典人所作的一次田野考察，比我们此行早了六十年。
这个瑞典人名叫安特生，是当年北洋政府延聘来华的矿业专家。在一次例行的田野考察中，安特生在仰韶村村外的台地上意外发现了一种以红陶为代表的远古人类遗存，从而以有形的文化遗存将中国的远古记忆“固化”了下来。他把这种考古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正是因为这处考古遗址的发现，中国史前历史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尽管与眼下发现的许多仰韶文化遗存相比，仰韶村的考古堆积算不得理想：文化内涵并不单纯，不但遗物零散，而且地层也遭到后世的严重扰动和破坏。但这并不影响至今我们仍旧沿用仰韶文化这个考古文化名称。道理十分简单：在此之前，对远古的认识只是一种朦胧不清、似是而非的记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没有时间，没有地域，更没有文化的细节。是仰韶村的发现开创了对远古历史的具体记忆。于是也就难怪仰韶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会与紫禁城、兵马俑一样，并列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远古记忆如此，现代记忆又何尝不是如此。随着时光的流逝，加上人为的扭曲，时间、地点、人物的记忆都会出现残缺、偏差、颠倒以至混乱。但这不应该是忘却记忆甚或抹杀记忆的借口。在如今这个鼓励遗忘、愿意遗忘的年代，对于发掘记忆、坚持记忆的人，我总有着一份特别的尊敬，就像尊敬发现仰韶文化的安特生先生一样。
姑且就说是见贤思齐吧。幸好年轻的时候我受过一段难得的考古训练，难免对这几十年来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旧事也要作一番发掘考据的功夫。无论是在故宫看大门，还是在西双版纳吃死马肉，自从踏察了仰韶村，我就执迷于发掘这些记忆、坚持这些记忆。心里当然再明白不过，这无非只是一些记忆的残片，一些被扰动、被破坏了的记忆残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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